（作者：鲁宁）
因前不久新疆飞往北京的一个航班出现疑似恐怖袭击的事件而中途迫降兰州机场，国家民航总局紧急出台安检新规，从3月14日起，“液态物品一律不能作为随身行李带上飞机，托运行李也要100%开包检查......”这项新规，会延长安检时间，给乘客带来诸多麻烦，但作为常乘飞机的乘客----我是予以充分理解并支持的，为增加乘机的安全系数而增添一些个人麻烦，是乘客必须支付的“安全成本”之一。
3月19日一早，从上海虹桥乘东航5335航班飞深圳，从排队领登机牌的那一刻起，我就特别留意机场是否真正执行民航总局的安检新规。我没有随机行李托运，可我前面的乘客随机托运行李并没未见开包检查。排队安检时，我主动出示了随身所带的液态常用药品，安检员不予理会，可按新规，这种液态常用药须交给机组统一保管，等乘客下机前再发还乘客。
3月21日下午，从广州天河乘上航9203航班返沪，我仍留意安检新规执行情况，我发现，托运行李开包检查仍然没有执行。登机前安检，我主动出示液态常用药品、牙膏、液态鞋油等物品，按新规，牙膏和液态鞋油均属禁带物品（事先我并不知情），可安检员连看都没看一眼，甚至例行的身体安检也被省略，就这样我被安检草率派司了。
以上两次亲历，使我对安检新规的执行现状有了直观感受。而以往更多的乘机经历告诉我，机场安检标准的执行程度一直时松时紧，紧的时候，皮鞋也被X光照过一回；松的时候，有一次从张家界乘机到长沙，安检居然被省略，我直接从安检通道被放行。
这些经历，促使我考虑下述问题：
一、安检是机场的责任，例行的常规安检时松时紧，反映出安检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也反映出机场内部监管的松与紧。还与社会“稳定指数”的高低相关联。“稳定指数”若过低，内部监管会紧些，安检操作可能相对严些。
二、安检是要支付设备和人工成本的，常规安检的成本由机场支付，打入机场运营成本，非常规安检，譬如最近颁行的安检新规，一方面意味着安检等级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安检成本的增加。假如，新增成本仍须由机场全额支付，意味着机场的运营成本要额外抬高一截。
三、确保航空客运的安全，又系政府的天责之一。这中间的问题是，当政府指令机场施行“额外安检”措施时，由此发生的“额外成本”是否也该由政府分摊一部分？
四、“911”之后，美欧机场的安检等级提高，由此产生的新安检成本，政府财政相应分摊一部分。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是，确保乘客乘机安全系机场的基本服务内容之一，而反恐则是国家的责任。
五、安检新规不同程度流于形式，很可能说明国内并没有解决机场与政府之间的成本分摊问题。我相信，各机场安检新规执行不力，民航总局不会全然不知情，但民航总局要较真，却也底气欠足。须知，并非每个机场都有盈利，且盈利能力各不相同，类似早几年被媒体曝光的形如“养鸡场”的机场也决非个别。倘若成本分摊是明确的，民航总局对新规执行不力者，大可理直气壮开“杀戒”的。
六、安检新规执行不力，对机场，反映为一种侥幸心理，对民航总局也反映为一种侥幸心理。只要不出事，啥都好说。出事毕竟属于小概率事件----至少目前仍如此。
七、讨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整个转型中国，在公共安全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用品提供、公益事业、价格管控等领域，这种“既要马儿快快跑，又不给马儿喂足草料”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往往一边倒地抨击企业不讲社会责任伦理。
八、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强调要深化改革建立“新政”，可“新政”并非都是“宏大”的，而是具体和细小的。譬如上文所及的“额外安检”的成本分摊，再譬如，某些警署向辖区企业收取治安联防费等等......
